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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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汗”称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使梦魇征服的性质复杂化。区别于此前剧情中强调的“可汗”，“大可汗”之出现、以及【长夜临光】剧情后段的信息似乎表明，这个角色的现实来源具有多方指向性，甚至包括了不属于学术界大多界定的“蒙古系”范畴内的要素。致使这种奇怪处理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通俗与学术语境下对“可汗”等游牧首领头衔的定义偏差，二则涉及受制于文字史料缺乏而混乱难辨的内亚游牧史。本文无意长篇大论探讨内亚族群的来往变迁，这里仅就目前已有的剧情文本谈三个问题：以蒙古政权为核心的梦魇征服所对应的事件、汗号定义及正统观念之流变、以及可能被用于补充梦魇大可汗身份的前蒙古人时代信息。

有关梦魇军事行动的信息，最首要的出处仍是科西切与老伊辛所提及的那部分内容。尽管其中部分内容此前已有论述，但姑且再将其摘录出来，进行一下最基本的语文逻辑推导。

(资料图)

“可汗的骑兵踏足大地”、“梦魇怯薛们弯刀刮过头骨”、“怯薛的脚步踏过冻土与草原，最终来到黄沙之地”，基于语言、时间、空间和历史逻辑，可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前提：

第一，“可汗的骑兵”与“梦魇怯薛”分别为两句独立的完整语句所提及。作为一个逻辑清晰、能言善辩的政客，科西切不会蠢到将两句结构完整、表达明确的话以排比式并列结构去指代同一件事——这两句话之后提到毫不相关的“罗斯进攻高卢”同样证明此点。因此，“可汗的骑兵”与“梦魇怯薛”是两件不同的事；换言之，可汗骑兵与梦魇怯薛不构成同义替换，二者并非参与同一场战争，且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顺序；

第二，就空间而言，一个人不能同时出现在两地，且目前没有任何语段提及梦魇拥有制造分身的能力。因此，科西切所言进攻乌萨斯故地的怯薛军与老伊辛提到的那个怯薛，二者不可能构成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第三，怯薛是一个具有明显时间起点的历史名词。首先，这支部队最初见于史载，是在1203年成吉思汗击败克烈部王汗与1204年迎战乃蛮部的间歇期。《蒙古秘史》记载，“编组了千户、百户、十户之后，又设置了八十名宿卫（客卜帖兀勒）、七十名侍卫（土儿合兀惕）。在那里挑选轮番护卫士（客失克田）入队时，选拔千户长、百户长的子弟和白身人（自由民）子弟入队，选拔其中有技能，身体、模样好的人入队”【1】。此处“轮番护卫士”之汉字对音为“客失克田”，即“Keshikten”，今多作“怯薛歹”或“怯薛丹”。尽管此时的宿卫规模不大，但足以证明作为军事建制的“怯薛”一词在历史上存在的开端节点为1203-1204年。这就将上述三事件的历史原型框定在1204年之后的时段内；

第四，1206年忽里勒台上，成吉思汗重新整编宿卫军制，强调宿卫军“贴身私属”【2】的性质，并说“朕不亲自出征，宿卫不得离开朕出征。这是朕的旨意。如果有人违背这条圣旨，嫉妒宿卫而令出征，则管军的扯儿必（近侍官）有罪”【3】。大蒙古国的法律·大札撒是祖训、习惯法“约孙”（Yosun）与成吉思汗训令的统合，因此“怯薛不得离开可汗轻易出动”必定是被录入札撒的铁律。这一决定性的论断表明，“可汗的骑兵踏足大地”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一位以黄金家族汗王为原型的汗参战，而“梦魇怯薛们弯刀刮过头骨”的战事必定是由一位汗亲自指挥。

据此，三个事件对应的历史原型再明显不过：“可汗的骑兵”踏足乌萨斯大地，这是一场无汗出阵的战役，自然指代1221年-1224年由哲别（Jebei）和速不台（Subutai）越过高加索山后对南俄草原的扫荡；紧随汗身侧的“梦魇怯薛们”参与的对乌萨斯的蹂躏，对应1236年由拔都为统帅的长子西征；“踏过冻土与草原，最终来到黄沙之地”的怯薛不可能孑身一人独自行动，他必然伴随一名汗一路西征，其后因不明缘故脱离汗帐，才得以成为萨尔贡的“帕夏”，故此事件必然只会是1253年旭烈兀领导的最后一次西征。

此处有几个需要补充的细节。首先，哲别、速不台二将地毯式扫荡的起始时间是1220年，初衷是追击逃亡的花剌子模沙阿摩诃末。当后者病死于里海一孤岛上后，两名蒙古将军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力图让尽可能多的人拜倒于蒙古人的札撒之下。蹂躏谷儿只王国（Georgia，今格鲁吉亚）并进入钦察草原（Kipchak steppe）后，二将于1223年5月31日（另一说为6月16日）在迦勒迦河（Kalka River）屠杀了钦察人与罗斯王公的联军，其后在整个斡罗思南部横行无阻，直至遭遇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har）后才回师。如果仅强调“可汗骑兵”的军事行动对乌萨斯军队的屠杀，那么科西切所言第一件事的现实原型范围就能进一步缩小、确定为专指1223年的迦勒迦河之战（Battle of the Kalka River）；但很明显，科西切那段话的含义远大于某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战役，因此更为稳妥的做法是将其视为1221-1224年蒙古军队在整个南俄及里海周边军事行动的笼统概括。

其次，孛儿只斤·铁木真于1206年召开忽里勒台，被尊为蒙古高原至高无上的“可汗”，之后逐步实现对领地和其上人民的分封，而朮赤系兀鲁思在1211年便已确立，当时获封的领地是贝加尔湖以西、也儿的石河以东的地区【4】。这意味着在1211年，朮赤系便已拥有称汗的资格，因此拔都于1236年担任西征统帅时的身份必定是朮赤兀鲁思之汗；而旭烈兀早在西政尚未结束的1258年8月就以桃里寺（Tauris，今伊朗大不里士）和篾剌合（Maragheh，今伊朗马拉盖）为都建牙，并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内乱中保持中立，之后1264年只是忽必烈正式册封旭烈兀为西亚兀鲁思之汗的时间，不代表此前旭烈兀就像二愣子一样，打下领地以后老老实实担任仓库看守员——据拉施特所言，蒙哥“思想中认为并肯定：旭烈兀汗及交给他的军队将长久地统治伊朗各地，这个王国将转交给他，并依法确认为他和他的光荣家族所有”【5】，实际上是对成吉思汗分封北方兀鲁思给朮赤的再演。因此，长子西征和旭烈兀西征的最高统帅为拥有广阔兀鲁思的汗，此说并无异议，而这确能与上述另外两次梦魇征服构建有机联系。

以上是对三项最主要梦魇征服信息的综述。若仔细阅读上述内容，并对其中遣词造句稍加留意，会发现上述除游戏内文本与涉及成吉思汗处用了“可汗”一称外，其余均使用“汗”之称谓指代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范围内的所有统治者。这不仅是出于行文考虑，更重要原因在于，1206年前后，“可汗”这一内亚游牧政权称号的使用具有原则上的明显差异；在“怯薛”这一具有明确时间起点的标志词基础上对梦魇政权的政治机制进行审视，就必须以1206年、即大蒙古国成立之后的原则为基础——而这实际上使“大可汗”这一称呼变得古怪起来。

若以现代通俗文化语境为基础加以审视，“大可汗”这种称呼的出现并不奇怪。首先，“可汗”是中文对内亚游牧民族所用语言的对音，仅是最常见的一种音译结果；其次，“可汗”一称的具体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其刚出现时并非是君主所采用的正式称号，仅是宗王或实力较弱邦国国主的称呼；再次，突厥崛起后，由于分封制的普遍实施，确存多个不同级别“可汗”共存的现象，故突厥汗国的最高可汗可以称作“大可汗”；复次，“可汗”与“汗”这两个称号在当下多数场合经常被视为一物，很大程度上与英文译法“khan”有关——我想请各位注意的是，最近的测试中测出“梦魇大可汗”结果时，界面截图的文件名是“Khan”，而不是其他诸如Qa'an、Qan、Qaγan或Hakan之类的单词。Khan的标准中文释义为“可汗；汗”，实际表明二者存在差异，但仅有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往往让人忽视这种细微差别，从而进一步加深“可汗=汗”的观念。种种原因导致在现代通俗语境下，“大可汗”与“大汗”之称实际上是经常相互替换的。

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而且相当之不严谨，带有语言转译过程中典型的信息流失现象。这种定义细分上的差异同样以蒙古政权的建立为分水岭，分为“前蒙古”（Proto-Mongols，“原始蒙古人”）和“蒙古”（蒙古民族）两个不同时期；“大可汗”三汉字组合在前蒙古时代并不罕见，但在蒙古时代不可能出现。为了弄清“可汗”这一称号在概念上的流变，有必要从头梳理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基本族群划分和“可汗”称号的历史；接下来的内容中，“可汗”与“汗”等称号将根据历史语境进行区分。

首先需要明确的前提是，“蒙古人”不等于“说蒙古语族语言的群体”。蒙古民族是与大蒙古国相伴而生的概念，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是相对晚近的；统一蒙古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也并非在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之瞬间才诞生，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发展过程。因此，在民族学和人类学层面，那些语言上与现代蒙古语族密切相关、但年代早于13世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的早期族群，被称作“原始蒙古人”（Proto-Mongols），格鲁塞称之“前蒙古民族”【6】。某种意义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将语言与族群血缘联系起来，格鲁塞等人常用的“突厥种”、“蒙古种”说法，其实是站在语言学角度推测使用其他类似语言的族裔与此二现存语言体系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原始蒙古人历史的开端被确定地追溯到《史记·匈奴传》中与匈奴（Hsiung-nu）敌对的东胡（Tung-hu），其次是可能由东胡分化出的鲜卑（Hsien-pi）和乌桓（Wu-huan），以及由鲜卑分化的吐谷浑（T'u-yü-hun）、奚族（K’u-mo-hsi，库莫奚）、契丹（Kitan）、室韦，还有可能与鲜卑有亲缘关系的柔然（Juan-juan）。尽管文献及考古材料的缺乏导致对内亚族群确切的族群分类素有争议，但上述这些群体大多被视作“原始蒙古人”概念的核心。

虽然拓跋人（Tabgach）等群体在更早的时期也使用“可汗”（kaghan、khagan）头衔，但当时“可汗”一称不属君主之正式称号。如《北史》中，辽东慕容鲜卑首领为幼子若洛廆，其因马群相斗而迁怒于庶长兄吐谷浑，事后感到后悔而遣“长史”七那楼前去道歉。吐谷浑并非部落首领，但七那楼仍称其“可汗”【7】，可见此称在当时是对部落统治家族宗王或统领一部之小部族酋的普遍尊称。学界基本认为，最早以“可汗”为首领头衔的族群是与鲜卑有一定关联的柔然，后者在《魏书》中称“蠕蠕”，另有“芮芮”、“茹茹”别称。据《魏书》，柔然之祖为木骨闾，其子车鹿会“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8】；5世纪初，木骨闾六世孙社仑于漠北发兵征伐、建立势力，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9】，因而被视作“可汗”为最高首领称号之发轫。

从柔然开始，原始蒙古人（前蒙古）的“可汗”取代了源出匈奴的“单于”（shan-yü），成为内亚游牧势力常用的领袖头衔，在最主要的继承者——突厥人（Türk）手中得到发扬。552年，突厥人首领阿史那土门（T’u-men）灭柔然，自称“伊利可汗”（Il Qaghan）。此过程中，其弟室点密（Istami）战功显赫，于土门去世后仍臣于土门之子木杆可汗，木杆遂将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交予叔父室点密，形成木杆统帝国中部为“中面可汗”，而室点密据西部为副可汗的双王制统治结构。突厥铭文《阙特勤碑》（Kul Tigin steles）中就将土门和室点密同称可汗【10】，《旧唐书》也称室点密为“可汗”，云“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11】。旧唐书此前有“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12】之句，故室点密所从之“单于”是指木杆可汗；室点密在突厥汗国位于阿尔泰山以西的领土建立汗帐、自立为可汗，实际上使汗国西部成为半独立政权，也即西突厥。在582年西突厥独立之前，整个突厥汗国都处于东西可汗合治、以蒙古草原上的东部可汗为最高统治者的局面。

突厥政权的集权程度并不高，民族内部正统观念并不浓厚，这一时期，“可汗”头衔的使用并无限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凡领袖者均称“可汗”。土门建立汗国之初，除伊利可汗土门为最高可汗外，旗下还有众多部族，这些部族的首领均有可汗头衔；室点密的西突厥领地上有十个主要部落，十个部落都有各自的可汗，每人持西突厥可汗所赐之箭矢，故合称“十箭部落”【13】。

其二，“可汗”的尊号不限突厥头领专有，对突厥实行羁縻统治、拥有宗主权的汉族皇帝同样也可称“可汗”尊号。如依附于隋文帝杨坚的突厥意利珍豆启人可汗（启民可汗）染干曾于开皇二十年（600）上表陈谢，将隋文帝奉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14】；唐太宗及之后的唐朝皇帝亦有“天可汗”之称。这类给汉族皇帝的“可汗”称号只是一种荣誉头衔，称号中往往添加其他褒扬溢美之词（“圣人莫缘”、“天”），以凸显尊号之特殊，但实际并不代表皇帝对突厥游牧势力有任何直接的统治关系。

突厥汗国崩溃后，内亚突厥王朝大多继承双王制与分封制两种突厥传统统治方式，“可汗”头衔因不同王朝出现了多种变体，开始出现“汗”（Qan、Han、Khan）这一称呼。据《突厥语大词典》，多数中国学者视作西迁回鹘人（Uighurs）所建的喀喇汗王朝（Karakhanids）设正副二汗，汗号分别冠以氏族图腾名，“可汗”（Hakan）与“汗”（Han）之称可交替使用。其中，大汗称“阿尔斯兰汗”（Arllan han）或“阿尔斯兰可汗”（Arllan qara hakan），即“狮子（可）汗”，副汗称“博格拉汗”（Buγa han）或“博格拉可汗”（Buγa qara hakan），意为“公驼（可）汗”【15】。喀喇汗王朝的建立并无精确到年的确切时间，从汗号来看，约893年之前，王朝创建者阙毗伽·卡迪尔汗（Kül Bilg Qadir Khan）去世，其二子分别以八拉沙衮（Balasagun）与塔拉兹（Taraz，唐代称怛罗斯）为统治中心，称阿尔斯兰汗与博格拉汗。因此，可大致将893年视作“汗”称号使用的开端。

起初，“汗”称号只是“可汗”的同义简称，但“汗”后来居上，10世纪至12世纪后期的文献中，“qan”、而非“qaγan”的使用成为主流。如西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易卜拉欣·本·纳赛尔（Ibrahim ibn Nasr，？-1068），自称“桃花石·博格拉·喀喇汗”（Tabghach Bughra Qara Khān/ Tamghach Bughra Kara Kaghan/ Böritigin Qarakhanid），或简称“桃花石汗”（Tamghach Khan）。根据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比照，用于指代中国北部的“桃花石”一称，其突厥语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i、拜占庭希腊语Taugast均源自曾统治该区域的拓跋人（Tabgach）【16】。

中文史书也不复使用“可汗”称呼同时代游牧势力首领，而改称单字的“汗”。“可汗”一词往往被用于称呼宋以前的游牧领袖。同为西迁回鹘人所建的高昌回鹘王国（Qocho/ Gaochang Uyghurs），其王在981年遣使入宋朝进贡时，即自称“西州阿斯兰汗”，解作“西州狮子王”【17】；西辽（喀喇契丹）建立者耶律大石（Yeh-Lü Ta-Shih，1087/1094-1143）于1132年称帝时，除中原王朝式尊号“天祐皇帝”外，还按当地突厥人习惯加称“菊儿汗”（Gür Khan/ Gurkhan，另译古尔汗、局儿罕）。“菊儿”可能源自突厥语 “Kül”、“Kür”或《鄂尔浑碑文》中“阙特勤”（Kül-tegin）之名，单独拿出来意为“广大、辽阔”，伯希和则认为其意为“光荣”；蒙古语中，“Kür”则有“群、多数；普遍”等含义，因此“菊儿汗”引申出“世界之汗”、“光荣之汗”、“汗中之汗”、“英雄之汗”含义【18】。

由上可以看出，统一的蒙古民族出现前，“汗”这个称号先是以“可汗”的同义替换大致出现于893年，之后取代了“可汗”这一古称，从此成为诸游牧政权领袖的唯一称号（不论是他们自己使用还是中文史书记载），“可汗”一词则逐渐被遗忘。根据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1929-2016）的总结，1229年窝阔台被拥立为蒙古大汗之前，“汗”这一称号的使用一般有四种情况：

1、较重要的部落和百姓（兀鲁思）推选出来的首领的称号。

2、部落联盟的首领的称号。

3、蒙古高原上的部落用于称呼高原之外重要部落或部落首领、以及政权领袖的称号。

4、阿尔泰系萨满教世界观中具有强大力量的自然精灵。【19】

除去第四种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情况，前三种均可举出对应的实例，如在成吉思汗史诗前半段中占据重要篇幅的脱斡邻勒和札木合，就分别对应第一、第二种情况。脱斡邻勒为克烈部首领，自可称“汗”，他曾联合铁木真与金朝结盟，攻杀塔塔儿人，金丞相完颜襄封其为王，加在其本来的汗号之前，即后世熟知的王汗（Ong-khan）：“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汪罕。”【20】；札只剌惕部首领札木合曾与铁木真为结拜兄弟“俺答”（anda），其与铁木真决裂后，于1201年纠集泰赤乌、弘吉剌、蔑儿乞、乃蛮等部在怯绿连河会盟，成为反铁木真的部落同盟的盟主，采用与西辽统治者相同、克烈部首领亦曾用过的“菊儿汗”尊号【21】。

至于第三种情况，亦可举出两个实例。首先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皇帝，拉施特《史集》中将其称作“阿勒坛汗”（Altan khan），“阿勒坛”意为“黄金”，亦是蒙古人对金朝的称呼，故“阿勒坦汗”既可直译“黄金之王”，也可意译为“金帝”；其次是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葛逻禄人以海押立（Qayaligh）为中心建立的政权，该政权领袖称号为“阿儿思兰汗”（Arslan Khan），犹言“狮子王”，《元史》则异译作“阿昔兰汗”。1211年，海押立统治者阿儿思兰汗归顺蒙古人，得以继续统治领地，后续继任的阿儿思兰汗亦率军参与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征服，之后此系统治者与蒙古汗廷关系密切，甚得优待。

而在铁木真称汗并建立大蒙古国后，有关“汗”的使用规则就发生了彻底变化。

1206年，铁木真二度被尊为汗，得“成吉思”前缀加于汗号之前，称“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据拉施特说法，“成”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为其复数形式，这一称号与“菊儿汗”同义，均指“强盛伟大的君主”【22】；另一说“成吉思”有“海洋”之意，故“成吉思汗”亦有“普天四海的统治者”之意。据《史集》、《秘史》等文献，在游牧民中影响甚大的萨满阔阔出（Kököchu），或帖卜·腾格里（Teb-tenggeri），力排众议驳倒其他关于领袖名号的议案，提出必须以全新的“成吉思汗”作为尊号【23】——尽管含义与“菊儿汗”并无二致，但新尊号经由能与长生天对话的萨满献上，带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受命于天”色彩。“菊儿汗”为各部首领联合推举，而“成吉思汗”是“长生青天所命”，附上原始宗教色彩后，“成吉思汗”称号在法理性上就远非此前任何汗号所能比拟。

在政治层面，1206年忽里勒台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这次大会标志统一蒙古国家的建立，确立了孛儿只斤·铁木真对蒙古高原各部的绝对领导地位。自840年回鹘汗国为黠戛斯人（Xiajiasi，即叶尼塞吉尔吉斯人/Yenisei Kyrgyz）所灭后，曾经以蒙古高原为核心建立帝国的游牧传统实际处于无继承者状态，草原各部各为其政，从未有过统一高原的尝试。蒙古部中也只有12世纪初的合不勒汗（Qabul Khan）曾统一蒙古部，并拥有“汗”之称号（尽管可能是死后才获得），之后蒙古部再未出现拥有汗号的领袖——王汗在1196年听闻铁木真初次被拥戴为汗（据《秘史》，“成吉思汗”尊号此时已开始使用【24】，然后世多取1206年之说）时就说，“立吾儿铁木真为汗，这太好了！你们蒙古人怎么可以没有汗呢？”【25】这里的“蒙古人”非指成吉思汗统一高原后融合各部的所谓“青蒙古人”（Mongghol），乃单指草原统一前的蒙古部。王汗之语表明，铁木真称汗之前，包括乞颜部、札剌儿部、主儿乞部等各部在内的整个蒙古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出现足以统辖全体成员的汗。而到1206年的忽里勒台召开时，铁木真已战胜札木合、王汗和塔阳汗，最终完全平定蒙古高原各部，成为统一蒙古民族国家的创建者与不可动摇的领导者。

第二，在正统观念上，1206年忽里勒台使成铁木真的家系获得“黄金家族”（Altan Urugh）的称号，确立了“非成吉思汗后裔不可称汗”这条延续数世纪的政治正统原则。此后，继承成吉思汗之位者为大汗，“四曲律”——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后裔中继承各自封地者，在领地上可称“汗”。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可僭取与“汗”沾边的头衔。这一点同有数个实例可供举证。

朮赤系金帐汗国曾有两名影响巨大的权臣，即那海（Nogai，？-1299/1230）和马麦（Mamai，1325?-1380/1381）。两人都曾主导大权、拥立傀儡，唯那海能勉强称“那海汗”，而许多中文史料记载的“马麦汗”一称实有讹误——原因在于，那海是黄金家族后裔，他是朮赤系幼支出身，为别儿哥汗侄孙【26】，而马麦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兄弟的后代。因此，那海的后人具备建立汗国（诺盖汗国，Nogai Horde）的法理性，而马麦自始至终就不曾以“汗”身份进行统治，仅仅只是军事贵族“异密”（Emir/ Amir，今多作“埃米尔”）。

帖木儿（Timur，1336-1405）与脱脱迷失（Tokhtamysh，约1342-1406）恰好构成第二对证明黄金家族正统原则影响力的案例组合。脱脱迷失出身说法有二，以《金帐汗国兴衰史》为代表的著作说，他是朮赤长子斡儿答（Orda Ichen，约1206-1251）之后，是当时白帐汗国兀鲁思汗（Urus Khan，？-1377）之侄【27】；《贵显世系》（Mu’ izz al-Ansab）等古文献则称其为朮赤第十三子秃花·帖木儿（Tuqa-Temür）后裔【28】。可见，无论哪种说法都确凿指出脱脱迷失属于黄金家族，故其具备称汗的法理基础。而帖木儿不同，他出身巴鲁剌思部（Barulās），此部随成吉思汗西征来到中亚，其首领哈剌察儿（Qarachar，约1166-1243/1244或1255/1256）后为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之部下【29】。1334年察合台汗国分裂，巴鲁剌思部作为四大怯薛长（哈剌赤伯，Qarachi Beys）家族之一瓜分汗国权力，但并不具称汗资格，其首领头衔始终为“异密”。正因出身与黄金家族正统原则相悖，尽管帖木儿被视作“成吉思汗第二”，但他从未称汗，所有政治行动都采取迂回方式扩大权力。帖木儿的最高头衔是伊斯兰政权通用的“苏丹”（Sultan，旧译算端），此外是与察合台系联姻取得的“古列干”（Guregen，驸马），再次才是其最常用的“异密”；通过与察合台系联姻、树立傀儡察合台汗等做法，帖木儿苦心孤诣将自己打扮为“成吉思汗后裔的保护者”、“察合台汗国的继承者”，帖木儿政权利用察合台系名号装点门楣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兀鲁伯（Ulugh Beg，1394-1449）时期【30】。

由此可见，1206年忽里勒台确立了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称汗、及只有成吉思汗一脉后裔具备称汗资格的正统原则。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在文献记载和政治观念方面必须锱铢计较的问题，那就是“可汗”这一中文对音翻译的消失，以及取而代之对“合罕”（qa’ an、qaγan、qahan）的使用。

文章开头处曾提过，“大可汗”这一称呼放在一个以蒙古人为最主要原型的梦魇族群中是很奇怪的。这主要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文献记载实例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第一，“大可汗”之称只见于突厥汗国时期，当时所有部落领袖都叫“可汗”，为区分统领地位，汉文史书偶尔将汗国最高可汗称作“大可汗”。但这种称呼在“汗”与“可汗”通用后就从未出现，自然不能用于称呼蒙古政权的统治者。

第二，黄金家族正统原则确立后，只有统领整个帝国的汗称“大汗”，其他兀鲁思之宗王只可称“汗”。这时，曾为突厥汗国使用的“可汗”（qaγan）称呼被重新起用，作为帝国大汗的专称——也就是说，“可汗”在1206年后已经拥有了高于“汗”的“大汗”之意；若此时再加“大”于“可汗”之前，一是构成语义重复，“大大汗”一称未免过于奇怪，二是“大汗”本就已是至高无上，若其前再加一“大”字，自然表明还有一个权威更凌驾于大汗之上的存在，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至于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大蒙古国同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已经有了专用于称呼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头衔。虽然在阿拉伯、波斯、回鹘文乃至蒙语史料中，其发音都是“qaγan”，但元代文献从未将此头衔的对音汉字写作“可汗”，而是“合罕”。强调“合罕”而非“可汗”，并非一定要钻翻译上的牛角尖，而是这个称号在后来具有专有称呼性质，这一点对于界定“梦魇大可汗”的原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成吉思”是铁木真独有的正式称号，在他死后，没有任何大汗使用过这一尊号。但一方面，不能因“成吉思汗”称号为铁木真独有，而不再承认后继大汗的至高地位；另一方面，诚如萨满阔阔出对“菊儿汗”等称号的斥拒，“汗”对成吉思汗的汗位继承人来说已不再合适，因为此称号在传统上只用于称呼单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联盟的首领，显然已不适应统一并迅速扩张的大蒙古国的需要，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更加高贵的称号，以区别于过去的“汗”。当时，新生的蒙古民族在文化上深受回鹘人影响，因此在回鹘突厥影响下，原突厥汗国“可汗”称号得到采用【31】；蒙古入主中原与汉文化发生交互后，又以“合罕”的写法区别于旧有的“可汗”，作为与中原王朝“皇帝”对等的尊称。

有关“合罕”之使用，一般有两种计算方式。第一种认为，1206年铁木真获得“成吉思汗”称号之时，“合罕”的称呼就同时成为大汗的尊称。但这一说法受到许多研究者的质疑，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成吉思汗生前是否使用“合罕”尊号”这一问题；造成这一论战的原因，恰好就是近现代各语言对“汗”（qan）和“可汗”（qaγan）的混同、以及中古语言与现代语言（中古汉语、蒙古语、波斯语与其现代形式及其他现代语言）的转换差异。

成吉思汗蒙古人时期，成吉思汗的尊号写作“qahan”或“qa’ an”。明洪武年间的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即通称的《元朝秘史》中，原文音写为“成吉思合罕”，总译则未将蒙语原文“qahan”译出，而把“qan”和“qahan”全部意译作“皇帝”，例如王汗、塔阳汗等人均被称作“皇帝”【32】，而成吉思汗则有“成吉思”、“皇帝”、“太祖”三种称呼。格鲁塞就在《蒙古帝国史》注释中困惑地说，“《秘史》第123节令人奇怪地说，成吉思汗（Gengis-khan）是汗而有成吉思可汗（Tchnggis-qaghan）的头衔（是身后头衔么？）。”【33】结合蒙古语《蒙古秘史》、拉施特《史集》与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原文，以及元代碑文、诏书等原始文献进行比照后，现在学术界大多达成“汗/罕”等同于“国王”，而与“可汗”同音的“合罕”等于“皇帝”的共识，认为成吉思汗本人生前只获得附加“成吉思”前缀的“汗”尊号，“合罕”是其死后追授的称号；同样地，成吉思汗的著名直系祖先，比如合不勒与也速该，同样得到了追授的“合罕”称号，罗依果猜测这种追授可能发生在忽必烈朝年间（1266年前后【34】）。

至于第二种计算方式，即根据汉文文本综合比照后得出的基本共识，是将1229年窝阔台继任大汗作为“合罕”称号使用的开端，认为窝阔台是首个采用“合罕”、也即“大汗”正式称号的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以下是《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秘史》、《元朝秘史》（《秘史》洪武本）三部四版基础史料，以及部分碑文、诏书、文集中对蒙古大汗的称呼。

可以看出，窝阔台在上述所有文献中均称“合罕”，“哈罕”、“匣罕”属于元代白话碑刻的同名异译。其中，志费尼将“合罕”作为窝阔台之独称，凡未强调人名、只称“合罕”者，均指窝阔台，比如蒙哥虽也是大汗、且使用与“合罕”拼写完全一致的称号，但志费尼提到蒙哥时全部在称号前加上人名，以区别于专称“合罕”的窝阔台。拉施特则将迄自窝阔台的所有大汗都称“合罕”，这证明“合罕”称号被用作蒙元大汗专称的现象确实存在；唯有贵由不称“合罕”而以“汗”代替，原因在于汗位正统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后，贵由的正统性受到动摇，拖雷系的伊儿汗国自然不会将贵由视作“合罕”。

尤可注意刘秉忠对忽必烈的上表，其中两处提到“合罕皇帝”，分别是“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与“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虽有将刘秉忠表文中“合罕皇帝”认为是指世祖忽必烈的观点【36】，但结合句意和现实逻辑，第一句提到若官民之债务确为“应当差发所借”，那么最好依照“合罕皇帝”旨意，一本一利归还，假设“合罕皇帝”指忽必烈，那么刘秉忠对忽必烈说“应该按照你的旨意”在逻辑上矛盾，同时也与下一句话语义相悖。《元史·太宗本纪》提到，太宗十二年（1240），窝阔台曾针对回鹘斡脱商人放高利贷之事下诏，命以官府财货偿还债务【37】，此事应为刘秉忠所说“合罕皇帝圣旨”；同样，第二句话中，刘秉忠谈重开科举问题，提到“已按照合罕皇帝圣旨行事，因此（后续工作）将容易实行”，说明此前“合罕皇帝”已有过与科举相关的诏令。世祖朝虽重视儒学，但未有过重开科举考试的意图，故刘秉忠所言只能是太宗九年（1237）秋“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38】之事。结合以上材料及推论可知，窝阔台确为蒙古大汗称“合罕”之嚆矢；而在窝阔台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同“也可那颜”专指拖雷、“别吉太后”专指唆鲁禾帖尼一样，不加名讳、单称“合罕”的现象，只可能专指窝阔台一人。

但是，不能不对唯二的例外加以审视。上表中，明洪武年间整理的《元朝秘史》原文将成吉思汗写作“成吉思合罕”；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则将详细提及事迹的太祖、太宗、世祖均称“合罕”，其他部族领袖也称“合罕”。实际上，这两个特例恰好证明了元代以后“合罕”被视为领袖称号的惯例的形成与固化。

《秘史》成书时间说法不一，现存最古、被引最广的汉译本出现于明朝初年，二者间存在明显时间差。伯希和认为，洪武本《元朝秘史》很可能并非依据初版《秘史》，而是根据《秘史》成书后元朝某时期的抄本整理而来；语言学和文献学角度的分析认为，“合罕”与“罕”在元中期以后的蒙汉语言环境中已不具显著区别，或只是书面语与口语、音节全写与缩略的差别，而此抄本极可能晚于这一演化确立下来的时间——韩百诗（Louis Hambis）提到，《秘史》大致成书于1240年，明洪武元年（1368）始用汉字对音翻译，而1362年《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出现将成吉思汗称“成吉思合罕”（ČINKIS QAQAN/ Činggis qaγan）的现象【39】。这表明1240-1362年这段时期的某个时间点，原先“合罕”与“汗”泾渭分明的语言习惯发生了改变。因此，作为洪武本基础的元代抄本是因语言习惯才将“成吉思汗”写作“成吉思合罕”。

至于萨囊彻辰，他是明末清初蒙古贵胄出身，曾仕于北元（1402年后更名蒙古）林丹汗，活跃年代更晚于《元朝秘史》整理成文的时间。他在《蒙古源流》中将所有部族领袖都称“合罕”，恰好表明“合罕”为领袖头衔在元代以后成为惯例，且“合罕”与“汗”的界限再次模糊化，不少不应称“合罕”的“汗”也被冠以合罕头衔。

值得注意并应加以审视的是，尽管“合罕”在窝阔台朝便已作为大汗之称，但大蒙古国全境接受这一称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渐进过程，且因窝阔台去世后的汗位骚乱而出现反动现象。这主要体现于贵由、蒙哥两朝对汗号的使用上。贵由于1246年12月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约1195-1254）信札的波斯文译本印有贵由的印玺，玺文中贵由自称“海洋之汗”或“全世界的皇帝”（dalai-yin qan）。此称呼在《秘史》第280节亦有出现，是贵族们对窝阔台的称呼，作“海洋合罕”（答来因·合罕，dalai-yin qa'an）【41】，而贵由却以“汗”作为自称、而非继承父亲的“合罕”称谓。蒙哥朝大汗头衔的使用则呈现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辐射现象：约1252-1253年铸造的谷儿只钱币以波斯语印有“蒙哥合罕”铭文；河南登封发现的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中，有牛儿年（癸丑年）十二月初七（1254年1月28日）蒙哥颁布给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回鹘体蒙文与白话体汉文合璧圣旨【42】，其中第二行有“蒙哥汗”（mongge qan）字样【43】；而在蒙古北部库苏古尔省发现的1257年释迦院碑铭文中，使用的蒙语铭文却是“蒙哥合罕”（mongke qaγan）【44】。这些考古实物证据表明，13世纪50年代之前的贵由时期，窝阔台使用“合罕”头衔的做法并没有立即形成定制，“合罕”的使用至蒙哥朝才有新进展，并呈现以大蒙古国政治核心·哈剌和林为中心辐射发散、以及帝国西半部流行较快的现象；到60年代忽必烈即位后，“合罕”称呼正式固定下来，成为元朝皇帝一贯使用的正式蒙语称号【45】。这些考古证据并不能证明“合罕”与“汗”在窝阔台之后、忽必烈之前的时期内发生混淆，相反，其恰好印证了“合罕”头衔在广袤帝国境内普及化的渐进性及必然趋势。

简要梳理蒙古时代“合罕”的使用实例后，现在可对“合罕”对同音异译“可汗”的替代、以及其专有称呼化现象进行小结。有关蒙古时代、尤其是1229年窝阔台登基后“合罕”称号的使用，这里仍按罗依果的整理加以列举：

1、窝阔台是首个采用“合罕”作为称号的蒙古统治者。“合罕”既是其个人称号，又在之后成为帝王称号。但通常只简称窝阔台为“合罕”。

2、被用作成吉思汗系的所有最高统治者，即高出其他兀鲁思宗王的“大汗”。贵由于1248年发行的铸币印有“Gūyūk qā’ ān”字样，与之有关的拉丁文献中也称其为“Chaan”（=qa’ an）；蒙哥也曾用“qa’ an”头衔，《史集》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蒙哥朝的蒙语碑文也将其称作“qaγan”【46】。后来的元朝皇帝多以名讳搭配合罕称号，以区别于窝阔台，如“忽必烈薛禅合罕”。这种语境下对“合罕”称号的使用终于1368年元朝灭亡，之后北元朝廷虽仍为黄金家族主政，但已不具备号令原大蒙古国其他领地的大权，故在政治意义上不具备使用“合罕”的可能；另，元朝中期发生的“合罕”与“罕”混同并行现象，同样也是导致“合罕”之称消失的原因之一。

3、追授成吉思汗以及其最著名的直系祖先，如合不勒、忽图剌、俺巴孩和也速该。

4、中原王朝最高君主头衔“皇帝”的同义词。元代诏书、《元史》及其他汉文文献中，能看到“合罕”与“皇帝”并列的现象；蒙文诏书中表示“皇帝”的词也包含“qaγan”音节。

5、与“罕”（qan）同义，表示国家与百姓的统治者，主要见于一些佛经记载。“罕/汗”与“合罕”可能在忽必烈时代后就不具显著差异。

与此同时，“汗”的使用则有三种情况：

1、最常见的用法是称呼除窝阔台外的成吉思汗诸子，以及成吉思汗四子的后裔。使用“汗”称号的这些宗王必定是兀鲁思统治者，但都臣服从属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权力远大于“汗”的“大汗”，也即合罕。

2、与“合罕”同义，指代一国之君，但这种语境的“汗”更多专指整个大蒙古国的统治者，以及全蒙古和世界的征服者。最典型案例是成吉思汗。

3、通常指“政权”，如“汗国”、“汗帐”等。【47】

假设姑且将梦魇的“大可汗”视作正确无误的称呼，认为就是在说“合罕”，那么，结合长夜临光剧情末尾处提及的事迹，就不能不将窝阔台纳入这位“大可汗”的现实来源范围。根据剧情，“大可汗”的征服路线横跨“骏鹰与天马的国度”、高卢、莱塔尼亚——很明显，远征的范围尽数覆盖文化概念上的欧洲领土；此外，这名“大可汗”在生命最后十年完成上述这场天途。这实际上强调了“大可汗”身上属于窝阔台的三重因素：

首先，地位最崇高的“大汗”成吉思汗的征服集中于亚洲，旭烈兀则主要以西亚伊斯兰政权为目标，只有窝阔台时期的长子西征以欧洲为兵锋所向；其次，这次梦魇征服起于“乌萨斯的东部”，那里曾是“富饶的草原”。这个“草原”只可能指南俄的钦察草原，结合地图可知，长子西征起点大致位于咸海以北，首个征服目标·不里阿耳（伏尔加保加尔）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Kama）交汇处附近，在21世纪地图上大致对应俄罗斯联邦楚瓦什共和国与鞑靼斯坦共和国，可视作与“乌萨斯东部”国家范围对应；最后，长子西征始于1235年，终于1242年，而导致其收兵回师的原因正是窝阔台合罕于1241年的突然去世——这样看来，就长夜临光所提内容看，“大可汗”与窝阔台的关联性，似乎比与成吉思汗来得更紧密。

但又有了新的问题：长子西征确实发生在窝阔台合罕统治的最后十年，但窝阔台本人并没有像其父成吉思汗一样，参与在位期间的任何一次征服。这意味着“合罕”没有亲自拿刀上阵砍杀钦察人、罗斯人、波兰人乃至匈牙利人。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根据科西切所言两次与乌萨斯相关的梦魇征服，第二次远征有一位“可汗”（qaγan）亲自出马，不然怯薛就无缘由出阵——但这名从“乌萨斯东部草原”起兵的“大可汗”，最可能对应其经历的窝阔台合罕本人并未参与远征——这就非常奇怪了。更何况，科西切提到的是“可汗”，而长夜临光剧情中却尊称那名“鞭笞旧世界”的梦魇为“大可汗”，字面上可明显看出，两者间存在层级关系；若“可汗”和“大可汗”真的只是相同称呼，都指至高无上的“大汗”，那大可不必再愚痴地在“可汗”前加上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字。

因此，如果站在逻辑角度，就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那就是剧情文本中所谓的“可汗”，实际上对应“汗”（qan），而“大可汗”才对应所谓“合罕”（qaγan），二者是两个不同的称呼。但这样一来，科西切和伊奥莱塔口中的两次征服就出现逻辑相抵触的要素重合：科西切口中“可汗的怯薛”，转换成现实逻辑层面的说法，应该是“汗之怯薛”，这个“可汗”确实对应金帐汗国建立者拔都；但伊奥莱塔更明确地指出“大可汗”远征与长子西征的多处重合，而长子西征时的合罕窝阔台并没有参与作战，指挥作战的是朮赤兀鲁思之汗拔都——也就是说，实际扮演伊奥莱塔口中“大可汗”在军事行动上角色的同样也是拔都——按照这个逻辑，等于“可汗”和地位更高的“大可汗”二者中，有一人先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欧洲”的征服，另一人只是亦步亦趋按前人步调重走了一遍。这实际上属于连创作者自己都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逻辑硬伤。

假设姑且退而求其次，勉为其难将拔都视为“大可汗”军事成就的来源——这一做法是否可行？在特定角度，确实不能说毫无可能。窝阔台去世后，拔都作为成吉思汗系长支朮赤系的领袖，是大蒙古国最年长的宗王；加上对欧洲西征的领导之功，使他具备与新大汗贵由分庭抗礼的资本。后来拔都便以此为依托，在贵由死后推举蒙哥继任大汗，从而顺利让汗位正统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资历、武功加上拥戴之功，在最迟于1255年拔都去世前的蒙哥时代，帝国实际是由拖雷系大汗蒙哥和朮赤系金帐汗拔都共治：蒙哥统治大蒙古国东部，西部实际统治者则是黄金家族第三代的长者拔都。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认为，蒙哥和拔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头政治。据他观察，拔都的使节与蒙哥的使节在蒙古疆域内享有同样待遇，“他们彼此表示这种礼敬”，甚至“拔都的部属更强大，所以他们不那么认真地遵行这种习惯”【48】；面见大汗蒙哥后，蒙哥曾对他说“如阳光之普照四方，我的权力，还有拔都的权力，也及于四方”【49】，蒙哥打发他回欧洲时也曾告诉他，“额上有两只眼，但尽管有两只，却仅有一条视线，当一只眼转动目光时，另一只眼也转动。你从拔都处来，所以你必须从他那里回去。”【50】这确凿无误地表明，即便蒙哥没有以旨令形式重申拔都在帝国的超然特权地位，后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然与蒙哥平起平坐、甚至略高于真正的合罕蒙哥。

实权意义上，拔都似乎可称得上是“帝国西部的‘大汗’”——勉强符合“大可汗”的身份。但若以拔都为“大可汗”，又随之出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逻辑不符。

首先，在政治层面，伊奥莱塔“天途的起点是乌萨斯的东部”，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天途”并非只是单纯的军事远征，而是建牙后以政权基础为依托的动员战争。这可用拔都的斡儿朵——即汗帐——建在南俄草原东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Salai，即拔都萨莱/Sarāy-i Bātū）加以解释。但诚如前文所言，金帐汗拔都与蒙哥合罕构成双头政治，那么是否意味着以蒙古人为基础原型的梦魇重新启用了突厥汗国时期的政治传统，采取双王制的统治结构，整个梦魇政权（如果有的话）存在两位拥有“合罕”——即“大可汗”——头衔的统治者？以拔都为假定原型的这名“大可汗”，是否还有另一名“可汗/合罕”与之配合，如同6世纪的木杆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一般分治帝国两部，或是像14世纪时的立陶宛大公阿基尔达斯（Algirdas，约1296-1377）与科斯图提斯（Kęstutis，约1297-1382）那样，分别负责某方面的事务与战争？

其次，根据伊奥莱塔的说法，“大可汗”“鞭笞了整片大地”，高卢与莱塔尼亚的防线在大纛面前薄如鲁缟，这恰好就是问题之关键：结合地图与长子西征经过可知，拔都和速不台领导的西征军确实蹂躏了罗斯诸国、波兰与匈牙利，但并未将波兰和匈牙利纳入大蒙古国版图，帝国北部领土最西端仅限于波兰。西征军并未与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 -1250）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有过直接的正面冲突，更毋论圣路易（Louis IX，1214-1270）治下的卡佩王朝，这明显与伊奥莱塔的说法相矛盾——历史上，从亚洲内陆的南俄草原进发、并将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游牧征服者只有一人，就是5世纪的匈人领袖阿提拉（Attila，？约406-453）。匈人从亚速海以东的南俄草原向西进发，吞并沿顿河游牧的阿兰人（Alans）后徘徊于罗马边境。448或449年，阿提拉成为匈人唯一统治者，先后进攻东西罗马帝国，451年攻入高卢，直至6月于沙隆平原（Catalaunian Plains，另译卡塔隆平原）短暂受挫后，才在次年以意大利为新目标，但摧毁阿奎莱亚（Aquileia）后再未取得值得称道的战果，最后在453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

从“大可汗”一路打进高卢和莱塔尼亚来看，再如何考量也不能否认阿提拉在这一“嫁接”行为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完全可以说，在不考虑怯薛等时代限制条件之情况下，所谓“梦魇大可汗”完全就是匈人王阿提拉的翻版——当然，由于几个时代限定因素的出现，并不能将阿提拉简单粗暴地视作“大可汗”的唯一来源。怯薛只是此类因素之一，更重要、乃至最根本因素在于，匈人（Huns）无论在族群、语言还是政治上，至今仍处于富有争议的处境，学者们始终不能在亚洲内部的政治舞台上为其划出一块精确的分野，甚至在常规历史划分中，匈人都被视为欧洲而非亚洲历史的参与者。就现存材料看，有关这个迷雾重重的族群的诸多不稳定性，才是导致阿提拉与“大可汗”难以构建具备合理逻辑的联系的根本所在。

关于匈人，我们知道什么？我不想长篇大论介绍老调重弹却又无确定性考古与语言学证据支撑的“匈奴后裔说”——这与本文重点无关。至少在亲眼见过阿提拉的东罗马外交官普利斯库斯（Priscus of Panium）笔下，我们得知令“罗马的欧洲”闻风丧胆的征服者阿提拉带有明显蒙古利亚人种特征【51】；年代更早的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也对匈人给出类似描述，“匈人不大见于古代记载……他们到老不生胡须，也不漂亮……都有结实健壮的四肢，脖子很粗……”【52】，因此可以肯定，这些来自南俄草原的游牧战士（至少最核心的统治群体）必定属于黄种人。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能够将匈人与突厥系和蒙古系联系起来的证据，其中最主要问题便在于族源，以及由之衍生的语言和政治方面。

匈人到底是不是匈奴（Xiongnu）后裔？问题争论已久，但至今无法回答。近三十年研究认为，匈奴将一些吸收其核心元素的突厥系民族推到了哈萨克草原，这些突厥系游牧者可能沿用“匈奴”名号，吸收更多部落，最终形成所谓的匈人（Huns）【53】。这一推论在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戈尔登的著作中得到了重申【54】。但是，即便是认为匈人与匈奴有关的那些意见，也只能谨慎地认为二者可能有某种基于“突厥系吸收继承匈奴遗产”这一结论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族群亲缘关系”。前已提到，突厥系与蒙古系有着不同的起源，二者在阿尔泰大系下分属不同分支；匈人是否真的是以突厥系为主导的部落联盟仍未可知，但将他们划入“原始蒙古人”范畴的做法同样遭到许多研究者反对，实际上表明在考古证据缺乏、且越来越难以填补空白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草率地将匈人与匈奴-突厥系和蒙古系中任一个进行简单的“合并同类项”处理。

相同问题在语言与政治意识方面也有体现。一方面，前文业已提及内亚游牧政权领袖头衔之流变现象，若匈人确如国内甚嚣尘上的说法所言，与匈奴有族缘继承关系，那么在内亚草原上无数冒领“匈奴”为本族名号的群体中，作为“匈奴正统后继者”的匈人没理由不使用匈奴“单于”称号作为领袖头衔；但事实是，伴随匈奴影响力的消散，整个南俄草原的突厥语系与蒙古语系游牧势力在5世纪不约而同地使用“可汗”称号，就连被认为是匈奴继承者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突厥人，都用“可汗”而非“单于”。而现存所有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匈人首领称“单于”的条目，甚至压根没有任何有关匈人部族领袖头衔的信息，后世只能模糊笼统地以“王”和“王室”来称呼匈人的统治群体、或以“要人”（primatum）称呼匈人首领【55】。这似乎证明匈人甚至没有一个匈奴式的基本权力结构、更有可能从未接受过源自匈奴的游牧政治观念；而将如此一个政治上极度松散的群体、以及其权力并不坚如磐石的领袖，与具备政治正统共诸观念的蒙古时代游牧势力和“大可汗”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一种顾头不顾尾、且难以自圆其说的危险处理。

另一方面，尽管罗马时代记载匈人的文献并不匮乏，但这些文献彼此间缺乏有条理的逻辑联系，甚至没有记载匈人到底使用什么语言。可以肯定，部落联盟的性质加上对阿兰人、哥特人的侵攻与吸收，使得匈人间必定使用过包含日耳曼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但匈人自己的语言——姑且称为“匈人语”——只有少数几个人名或专门术语得到记录，根据塞诺的意见，这些单词中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突厥语特征，但像布莱达（Bleda）、路加（Ruga）这类以辅音群开头的人名单词，并不符合阿尔泰语的发音规则【56】。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稳妥的事实，即阿斯巴鲁赫（Asparuh）领导的保加尔人（Bulghars）确属突厥系范畴【57】，且保加尔人确与匈人有过联系；但不能由结果倒推原因、以此认为“匈人说突厥语”，只能说“至少有部分匈人领导者说突厥语”，同时，保加尔人到底在匈人联盟扮演何种角色、以及7世纪时与斯拉夫人共同建国时的保加尔人到底还留有多少匈人成分，都是晦涩难辨的。更何况，现存“匈人语”中那些不具备阿尔泰语系特征的单词，实际上是难以解释的。匈人与突厥系的联系尚且如此稀薄、难以辨明，那么，有何理由将他们和与之在地理上联系更少的蒙古系视作“一丘之貉”？

将匈人王阿提拉的成就贸然堆叠在“大可汗”身上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在于这种处理连带引出了游戏世界观设定上的另一逻辑缺失问题，即“欧洲”在起源上的消失。如同中亚、伊斯兰教、突厥人、元朝在这个“泰拉世界”的失联一样，没有任何文本透露出曾经存在过罗马政权。尽管此前我曾说过，即时战略148号藏品《旧高卢地名源流考》很可能对应凯撒的《高卢战记》，但这是基于现实基础的猜测，即“专栏作者知道现实中有一本记录高卢相关内容的《高卢战记》，并认为其对应所谓《旧高卢地名源流考》”；高冷的文案却从未给出任何能够证实“凯撒”、以及“罗马共和国”曾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迹象和明确信息可以让玩家认为，“泰拉世界”存在过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乃至东西罗马帝国。

这不仅完全让文案掠夺式杂糅欧洲历史的行为失去了基本历史逻辑前提，更让“梦魇”这个堆砌过多的“概念”成为整个作品世界观下的不稳定因素——“大可汗”的征服，在政治上是攻破以法国为原型的高卢和以神圣罗马帝国为原型的莱塔尼亚为特征，就地理分布看，这两个中古政权确与罗马疆域有所重合。问题在于，曾征服这些地方的人不是蒙古大汗，而是阿提拉；这个“泰拉世界”的阿提拉攻陷的不是罗马军团疲于奔命、同盟者分散部署的高卢乡野，居然是“千塔林立”、有选帝侯存在的“莱塔尼亚”！而就匈人的军事行动本身而言，阿提拉的征服建立于“从罗马帝国获取战争红利”这一基本前提，其450年以后的战争起因也与罗马政治息息相关。现在，没有人脑海中存在与这个政权相关的半点信息——甚至罗马政治文化辐射区的核心地带、罗马所处的亚平宁半岛，都被强行拆分为没有历史的叙拉古和教廷政权拉特兰——那么，高卢“皇帝”和莱塔尼亚的政治正统来源是什么？这名以征服高卢和意大利北部为直接事迹来源的“阿提拉大可汗”，要从谁那里获得赎金？

再者，基于政权发展嬗变角度，没有罗马帝国东西分裂，法兰克王国、以及查理曼的帝国——最有可能对应“泰拉世界”的高卢“帝国”的政权——从何处得到政治与神权上称帝的继承性法理？查理曼（假如这个“泰拉世界”有这号人物）最中意的帝号修饰词“统治罗马权”（Romanorum gubernans imperium）【58】，是继承自谁？而当查理曼的加洛林帝国都没有立足之依据时，后续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莱塔尼亚最根本的现实来源——它的名号、权力象征、神权基础，乃至一连串政治变迁引发的权力弱化、诸侯林立、《金玺诏书》、乃至确凿无疑出现在文本中的选帝侯，又要从哪里变出来？

这并不是说不能从现实历史中汲取灵感、为创作增添色彩。诚如上文不断强调的逻辑问题，将匈人这个与罗马息息相关的古代族群，纳入明确强调具有“怯薛”军制的“梦魇”范畴，以及将一个与蒙古-突厥系关联性成疑的匈人的王，揉进明白无误地具有蒙古-突厥系称号的“可汗”身上，会带来一系列叙事逻辑上的连锁反应。在文案编写者自身完全没有理清“可汗”、“汗”、“合罕”、“汗”称号演变的情况下，再轻率地引入性质更为复杂的要素，只会让基本设定框架变得更加混乱不堪——更何况，文案所做的只有堆砌辞藻、要素、历史名词、重要事件，却从未考虑过历史的发展建立在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这一基本事实，这种相互作用与联系就是此前多篇专栏致力强调的“历史逻辑”。现在，不顾后果地攫取历史要素，等于屠杀了构建历史的基本逻辑；创作者从未花心思沉下心，去撰写用于解释造成特定历史事件为何发生或为何从未发生，以及在某一特定要素消失于“泰拉世界”时有何要素替代了这个先决性条件，能够使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拉世界”的现成历史不轰然倒塌的用于构建叙事逻辑的补充性文本——屠杀基本的现实与历史逻辑后，被大肆吹捧的“后启示录”、“cooool”（o一定要多于两个）、“未来”、“硬核不媚宅”的“泰拉世界”在历史与常识的京观上建立起来；但建在缺少基本粘合剂的头颅堆之上的所谓“高塔”，怎能没有令人深感遗憾的倒塌的危险？

综上，可得出以下现实结论：

（一）取代了匈奴系“单于”称呼的“可汗”头衔被明确归于原始蒙古人（蒙古系），5世纪初的柔然人是最早将“可汗”作为最高领袖头衔的群体。突厥汗国时期，双王制、分封制与部落联盟的普遍存在，使“可汗”成为部族领袖普遍采用的称呼，与此相对的突厥汗国最高统治者可称“大可汗”。可能最早于893年，出现“可汗”与“汗”通用现象，且“汗”的使用显著多于“可汗”，在某个可能的时期导致了“可汗”头衔的确实弃用。

（二）通俗语境下“汗”与“可汗”的混用，很大程度上与二者仅有一个英文对应词“khan”有关。实际上“汗”之称号出现在突厥汗国灭亡后，被亚洲中部的突厥系王朝作为“可汗”的同义词，但后来被视为权力地位不及“可汗”的较低头衔。

（三）大蒙古国建立后，原突厥汗国大汗的头衔“可汗”被重新启用，作为蒙古大汗的称号，但对应的标准对音汉字不作“可汗”、而是“合罕”。窝阔台是首个采用“合罕”作为尊号的蒙古大汗，且“合罕”在窝阔台死后成为其专有代称；之后绝大多数政治语境下，与“可汗”同音的“合罕”专指大蒙古国大汗，“汗”指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儿及其衍生出的政权的统治者，因此，不存在所谓“大可汗（合罕）”之说。

（四）1240年《蒙古秘史》成书至1362年《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落成的这段时期内发生过语言习惯上的变化，日常使用语境下“合罕”与“罕/汗”的界限再一次模糊，前者偏书面、后者偏口头；但在政治语境上，伯希和晚年推测的“合罕”（qa’an、qān）大于“罕/汗”（qan）现象仍然成立，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前，“合罕”一直是元朝皇帝的专有称号。

这些结论与游戏中文本的结合，有助于得出以下对游戏内容的推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清楚文案是否真的知晓“可汗”与“合罕”具体含义差异、以及先后出现的“可汗”与“大可汗”是否为相同称号，因此，需要就“可汗”头衔的差异分门别类进行分析：

（1）假设文本中“可汗”是通俗语境的“汗”（qan），则科西切和老伊辛提到的三次梦魇征服事件可确定为对应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的哲别、速不台北上扫荡，金帐汗拔都领导的长子西征，以及伊儿汗旭烈兀领导的西征。

（2）科西切所言“怯薛”之事，与伊奥莱塔口中“大可汗”事迹存在重合的疑点，两个事件在地理上存在明显的重叠迹象，有理由相信，科西切和伊奥莱塔所说的是同一件事。假设“可汗”对应通俗语境的“汗”、而“大可汗”对应“合罕”（qaγan、qa’an），那么“大可汗”对应窝阔台，而科西切口中的“怯薛”应从属于直接指挥作战的金帐汗拔都。

（3）在（2）基础上可猜测，梦魇确实建立过与大蒙古国大致相同的分封制帝国。大可汗统领帝国，各分封兀鲁思的汗负责对特定方向的征服。

（4）假设游戏文本中的“可汗”与“大可汗”没有区别，都是指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合罕”，那么，“大可汗”身上必定发生了拔都与窝阔台的事迹缝合杂糅现象。从拔都在蒙哥时代的实权地位来看，这种处理勉强解释得通。

（5）“大可汗”一路打到高卢和莱塔尼亚的事迹，不见于任何一名蒙古大汗或汗国领袖，只可能对应5世纪时的匈人首领阿提拉——换言之，“大可汗”身上共有三个确定的和一个可能的历史来源，分别是成吉思汗（大汗）、窝阔台（合罕）、阿提拉，以及领导长子西征、与蒙哥合罕分享大权的“赛因汗”拔都。

（6）在（5）基础上可知，梦魇这个属于库兰塔的族群，必定以蒙古民族为最主要原型，兼有匈人的部分因素，有细微可能包含了广义上突厥系或狭义上突厥人的因素。就此而言，尚不能将其过分泛化为“阿尔泰语系内亚游牧势力的集合”，暂且只能将其框定为“包含部分突厥要素的蒙古系与匈人的混合”。